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表文章，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支持欠发达国家力度不足，呼吁这两大全球性多边金融机构大刀阔斧改革，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这两家机构执行董事会的代表比重、推进IMF份额改革、改善资金用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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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6月22日，古特雷斯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上呼吁，各国政府共同迎接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重新审视并重新构建一个着眼于21世纪的全球金融架构。

其实，自2008年那场从华尔街掀起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要求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就从未停止过，但改革步伐却进展缓慢，甚至成为其他领域改革的绊脚绳，我们不禁要问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到底为“谁”而改？

长期以来，IMF和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援助和低息贷款，虽然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建设“输血”，但也输出了西方价值标准和规则。事实上，在援受关系互动当中，由于一些受援国亟需援助国提供的资金援助，但又无法向援助国提供相应的权力或利益报偿，因此，很多情况不得不被迫接受援助国苛刻的附加条件，特别是政治条件，这也成为了引发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的隐患。

近年来，美国迫使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停摆，将对美贸易顺差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他国企业和个人设置黑名单、肆意实施经济制裁，对多国进行长臂管辖，这些行为都是美国以本国利益优先、破坏国际金融体系规则秩序的行为。美国日渐将国际金融体系作为维护自身霸权的地缘政治争夺工具，这是IMF和世界银行结构性问题始终难以解决的最根本原因。

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也更有利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国际经济旧秩序使少数发达国家控制国际经济调节机制，使国际生产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从各方面限制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IMF和世界银行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金融支柱，美国一直把持着这两大金融支柱，与美元一起构成了美国的国际金融霸权。因此，从设计之初就不可能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不可能真正的公平。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经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这才是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这也决定了IMF、世界银行在推动自身改革时只能是“小修小补”。

1997年，IMF通过的特别提款权（SDR）特殊分配协定修正案中，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及融资能力显著提升，但该协定直至2009年才在G20敦促下正式生效。2010年通过的配额和投票权改革协定修正案，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共同构成新的货币篮子，协定拖延至2016年才生效。2021年8月，IMF新一轮规模为6500亿美元的SDR普遍分配方案生效，这是IMF历史上规模最大的SDR分配，发展中国家获得约2750亿美元支持。然而，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与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获取资源的能力仍严重不匹配，美国仍拥有重大事项独家一票否决权。

IMF每一次“倾向”发展中国家的改革，都发生在美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重大金融市场冲击、需要团结发展中国家力量应对危机的时期。而随着美西方发达经济体从危机阴霾中走出，其协调国际金融政策的诉求淡化，对IMF和世界银行机构改革的意愿和动力就再次消退。

近年来，美国日益将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当作维护本国政治利益、制裁打击他国的金融武器。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美元霸权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最根本问题。如今，多国对美元的信任度下降，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加速，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面临冲击。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民主性、中立性、公共性、透明性的诉求日益强烈。

世界需要更加公平、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和支付体系，“去美元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加速展开。面对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的大背景，如果不能有效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充分反映其利益诉求，可能会加速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另起炉灶。例如，南美、中东、非洲等地区都在加速“去美元化”。俄乌冲突以来，美元制裁“武器化”，以及美国债务上限悬崖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弃美元而转向双边货币、或者第三方货币结算。特别是近一时期以来，金砖国家银行不断扩员，这背后已经充分反映出世界银行和IMF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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